互联网配资网站纪录片导演周轶君：看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，我发现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认知

纪录片导演周轶君成为母亲之后，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，于是，她前往世界各地探访当地的家庭和学校，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，希望给自己一个答案。以下是周轶君在“一席”演讲上讲述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心得感悟。

周轶君在演讲中。（图片由“一席”演讲提供）

我有两个孩子，2018年的时候，他们一个6岁，一个3岁。关于他们的教育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：上代人的教育方式已经不合时宜，但是轮到我自己教育孩子，却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。

于是，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，我决定按照我最擅长的方式，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去寻找答案，看看这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式，看看它们是什么样子的。从2018年到2024年，我和我的团队去了10个国家进行拍摄，第一季去了芬兰、日本、英国、印度和以色列，第二季又去了新加坡、法国、德国、新西兰和泰国。

选择这些国家是有原因的。比如，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，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中拥有大学学历最多、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，我很好奇他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。又比如，一些中国父母放弃很多带着孩子到泰国留学，我很好奇他们会经历什么。
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海报。

『关注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』

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，科技发展、地缘政治、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迅猛的变化，而有句话叫“百年树人”，教育的影响注定是非常缓慢的。
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拍摄和追寻的，正是关于如何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。我们希望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教育，不仅能学习如何把更好的教育教给下一代，也能理解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、从而成为今天的样子的。

我们的第一站是芬兰。芬兰给我的震撼非常大，这里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、没有排名，也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，甚至在课堂上也没有标准化的答案。

在一堂森林课上，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、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。我以为老师期待着孩子说出植物正确的名字，但不是，老师让学生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。比如，一棵树可以叫作“雨的味道”，因为那天刚下过雨。对于小学生来说，只要在课堂上发挥想象力就好。等他们到了中学，再开始学习系统的知识。

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新加坡的孩子们正在刷题和考试。

有个小男孩才5岁，他的妈妈就让他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。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，在新加坡，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需要补课，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。这些补习机构通常在大商场里，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。有些孩子在学校上完半天课来不及回家，就直接来到这里吃午饭、做作业。

有一个孩子给我展示他的书包有多重，大人开玩笑说里面装的是金条——其实装的是沉甸甸的复习资料和书本。

『千差万别的教育样貌』

行走在不同的国家，我看见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样貌。

印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。全球500强公司的CEO中，有30%为印度裔，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的关系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。在印度的课堂上，学生告诉我，一堂没有学生挑战老师的课是不完整的。学生们敢于在没有想好一个完整的答案时就举手发言，他们做事情也是这样，先开始，边干边学。

而在日本，孩子们从小学习如何通过团结协作成就一个强大的集体。每个人被要求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，要照顾他人的情绪和需求，克制个人的情感。所以在日本，当众哭泣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。

法国的哲学课则让我大开眼界。在课堂上，不超过10岁、最小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们讨论着什么是幸福、什么是爱。老师问孩子们：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，那么爱仍然存在吗？有一个孩子回答：爱是你自己的决定。

这个男孩在课后跟我说，他仍然不敢付出爱，因为他经历过好朋友的背叛，他的好朋友跟别人讲他的坏话。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些孩子在这个年纪就能如此顺畅地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，而我作为成年人，却很少有机会好好思考这些问题。

在德国，小学生的必修课不是哲学，而是一些生活技能，比如德国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行车驾照考试。作为一个来自“自行车王国”的成年人，我也参加了考试，结果累积了8个错误点，没有通过。因为他们的交规太严格了，从戴头盔、打手势到转弯幅度和速度都有严格的要求。

在英国，我去了所谓的贵族学校。我发现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把漂亮的制服、烦琐的礼仪作为重要标志。相反，这里最重视的是如何服务社会。拥有男爵头衔的卢卡斯先生告诉我，今天英国社会对贵族的定义只有一个词：service（服务）。贵族精神，就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担当。

而在以色列，十几岁的女孩们已经开始创业，她们非常自信地在名片上印上CEO、创始人等头衔。以色列的孩子们认为，这个年纪应该开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，而不是留在教室里抄板书。

旅程中，我的观念一次次被刷新。我在成长过程中，不断被教育应该避免犯错和失败，我们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面的。在课堂上，如果老师提问，学生们通常会把头低下来，因为觉得说错、出丑是羞耻的。但是在以色列和德国，人们告诉我，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希伯来语中，“失败”不是结局，而是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。在德国，我问过一位职业学校的校长关于德国制造的秘密。他告诉我，德国制造以高质量著称，而高质量背后的秘密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。一个德国妈妈说：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。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犯错，说明他都没有尝试，又怎么能真正学到东西呢？

教育的多样面貌、多元观点让我眼花缭乱，仅仅是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，就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，把我从狭隘的焦虑中拉了出来。因为，教育的可能性，就是生活的可能性。
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剧照。

『巨大的差异就在细节中』

作为导演，我更希望观众能够在片中看到教育的细节，因为教育理念可能都差不多，但巨大的差异就在细节中。

当我们谈论保护孩子的时候，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？

在柏林一个住宅区的儿童乐园，我发现这里的游乐设施非常坚固。用于固定的铁链特别粗，铆钉特别大，还有专人定期检查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玩耍时，家长不需要一直盯着。

还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震惊。在柏林的一间教室里，讲授性教育课程的老师正在展示一些教学工具。看到这些模型时，我非常脸红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教育过于透明，但正因如此，在欧盟国家中，德国的青少年早孕率是最低的。

有一次，我亲身体验了芬兰的课堂。那堂课的内容是让学生和老年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，观察时间在人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，从而理解时间的概念。老师鼓励我也加入课堂中，我谦虚地表示我不太会画画。老师觉得我的说法很奇怪，她说：这些画不是拿来比较的，有人说过你的画不好吗？在上课的过程中，我看到孩子们并不在意谁画得好、谁画得不好，他们都沉浸在画画本身。他们觉得每个人画得不一样，是因为每个人观察到的、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“比较”“竞争”这类的观念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我觉得自己“画得不好”，其实是把自己置于一个评价体系中。但是在芬兰，竞争是不必要的。学习是为了生活，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。

在日本，我同样看到孩子们为了生活而学习。日本的中小学校园里没有专职保洁员，所以包括清洁厕所在内的工作都需要孩子们自己完成。每个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天，妈妈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块抹布，用来打扫卫生。

而我在新西兰一所学校的所见所闻，让我重新思考“自由”这个概念。刚一进学校，我就看到孩子们像从树上长出来一样，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，可以捡起树枝互相追打，他们荡秋千的高度让人心惊胆战，骑着滑板车冲下坡道的速度像飞一样。这是课间休息的一幕，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监督他们。新西兰的校长告诉我，让孩子们自己往高处攀爬，其实是把对危险的控制权交给了孩子。他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明白什么是安全，什么是自由的边界。

没有竞争、没有排名的芬兰，却曾经取得过全世界第一的教育成绩。没有普遍的乐器考级制度的德国，大部分德国人都会演奏乐器。这让我想起罗素说过的一句话：儿童最大的欲望，是长大成人的愿望。孩子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，快快长大，但很多时候，这种成长却被大人的不放心阻挡了。

『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』

每一次这样的看见、听见，对我和观众而言都是思维边界的突破。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、这么多的细节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方式？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用新加坡来举个例子。

在新加坡，有一个全民皆知的漫画形象，叫“怕输先生”。“怕输”就是怕落在别人后面，为此需要不停地竞争，哪怕竞争是不必要的。在我们的语境中，这可能叫“想赢”，只有超过别人才能安心。

“怕输”已经渗透到了新加坡人的骨子里，在教育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新加坡的中小学校园里悬挂了很多标语，当时我看了心里一惊。那些标语上这样写着——“新加坡是我们的家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”“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”“我们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”“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，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”。

这些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含义。新加坡建国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他们曾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。今天，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，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，自己是一个被海水围绕的岛国，缺乏自然资源，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。这些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上学时都要提醒自己：为了国家的生存，需要我努力学习。这是动力，也是巨大的压力。从这些标语中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教育会面临如此严酷的竞争。

走过那么多国家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，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。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，只有适合自己土壤的教育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。

『改变教育从具体的细节入手』

教育的改变，同样要从具体的细节入手。
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播出后，我与几位中国乡村的校长、教师做了一档播客节目，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。

一位叫陈秋菊的老师在四川山区里教了十几年书，她发现现在农村的孩子居然不认识农作物。于是，她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带到了田野里上课。当时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，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语文，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连接。

何欢老师是湖北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。他刚刚接手这所学校时，学校的氛围非常低落，教职员工纷纷离职，学生没有心思上学。何欢曾在英国考察，他发现英国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，发展各种兴趣爱好。他意识到，只有让学生喜欢上学校，才能让他们喜欢上学习。于是，学校组织了足球、篮球等体育活动，还举办运动会，开展推铁环、抖空竹等传统竞技项目，给300多名学生都发了奖状。结果，这所学校的氛围完全改变了，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。何老师说：我最初做这些事，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，但我非常确定，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，这远比上大学更重要。

这两位老师的行动，让我想起了在印度看到的一些教育工作者，他们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改变着教育的细节。

印度的“玩具大王”库布塔先生，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。他看到印度的贫困人口众多，很多穷孩子连玩具都没有，于是自己设计了100多种使用废旧物资制作玩具的方法，并建了一个网站，无偿地和所有人分享。

我曾经到过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。这个村子偏远到什么程度？从新德里出发，我坐了3个小时的车、半个小时的船和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才到。那里的孩子当然没有机会接触电脑和互联网，但志愿者们却在这里架起了互联网，办起了“云中学校”。每天下午，他们会邀请全世界的志愿者，通过屏幕给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。

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们也许无法改变印度贫困群体的现状，但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的细节，来改变孩子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未来。

『观察他者的意义何在』

走过这么多国家、看到这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后，我发现，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是为了适应不同国家、文化以及人群的特定需求而形成的。

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、多种多样的，我们有时会期待每个孩子都成为栋梁，但他们就像植物一样，各有不同。有的很快就能开花结果；有的怎么施肥、浇水都不开花，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；有的可能看起来并不漂亮，但生命力特别顽强、特别茂盛。

改良土壤的确是改变教育的重要一步。如果没有人们内心的改变、认知的改变，教育改变终归还是无法完成的。

纪录片播出后，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多次收到观众的反馈。有一线教师和师范学校的老师告诉我，他们把《他乡的童年》中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带到了自己的课堂；有家长说，他们更有信心教育自己的孩子了；有单身的年轻人说，他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、重新养育自己。

我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在教育的细节中看到他者的存在、他者的智慧，听听、看看其他“园丁”是怎么做的，再思考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教育。

当然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：看了那么多好的教育方式，对你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影响？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孩子们有自己的特点和轨道，他们不会完全按照家长的期待或要求成长。之前说到，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，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。这里我要再加上：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父母的“三观”，而社会教育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影响。

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，而是成年人的认知和内心。我常说互联网配资网站，纪录片其实是一场行动。纪录片拍出来只是行动的一半，另一半需要大家看完纪录片之后，改变认知和观念，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。这才是我们观察他者的意义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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